一位1977年的高考状元，决定去深圳再造「生物信息学」的奇迹｜院长访谈

“从教书育人的理念来说，我想做的是‘雪中送炭’，而不是‘锦上添花’。只要刻苦、瞄准一个方向坚持下去，就能成功。这也是未来，我想在深理工做的事情。”

”

作者 | 乔燕薇

编辑 | 李雨晨

“就是跟着内心走。我到这个岁数已经不需要头衔了，我需要实实在在的心理安慰。”

潘毅这样解释他放弃国外数十年教职，决定回国的选择。

2020年底，中国科学院深圳理工大学（筹）（以下简称“深理工”）计算机科学与控制工程学院迎来一位新院长，正是从美国归来的潘毅。

这是时年60岁的潘毅第一次在国内全职任教。

过去十几年间，潘毅在美国亚特兰大的乔治亚州立大学，陆续担任计算机系和生物系系主任、文理学院副院长等职位。在2011年到2021年这10年里，该校的计算机系，从一个相对冷门的专业，成长为生物信息领域世界第22名，甚至超过了国内的一些顶尖学府。

这番成就也使潘毅获得了乔治亚州立大学终身教授、大学杰出教授、州校董教授、AIMBE 院士等荣誉。

耳顺之年功成名就，潘毅却不满足于此。

2020年5月，深圳先进院院长樊建平对潘毅递出橄榄枝，请他担任深理工计算机科学与控制工程学院的院长，从零开始搭建起一个新学院。

正如当年接手乔治亚州立大学计算机系，潘毅对这项挑战跃跃欲试，决定辞职回国，担任全职教授。

在人生的又一个十字路口，他向来有迎难而上的决心与勇气。正如45年前，他独自背上行囊，北上清华求学时一样。

1

从江南小镇走出的高考状元

1977年10月21日，恢复高考的消息印在《人民日报》传到吴江时，潘毅刚刚高中毕业。

这个消息打乱了许多人的计划，潘毅也是其中之一。

彼时，中国高考制度已经中断十余年，只有寥寥无几的工农兵大学生能够通过推荐制度进入大学，获得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绝大部分高中毕业生，走出校园后只能踏上工作岗位，无法继续深造。

恢复高考的消息公布后，离当年的考试日期只剩不到两个月，在紧迫的考试压力下，已经放下书本多年的考生们不得不起早贪黑、抓紧一切时间在工作之余紧张复习。

诸多日后的商界大佬，也在这个消息之后，改变了人生轨迹：文工团小提琴手徐小平决定报考中央音乐学院；在湘潭钢铁厂工作的熊晓鸽，为了捡起阔别多年的书本向单位请了两个星期的假，疯狂补习。

从最后的结果来看，570万人的高考生中，只招收27万人，平均每29个考生中只有一个人能进入大学。

而当年的江苏因为报考人数太多，将高考分为了两轮。11月份的初试，30多万报名考生中淘汰了20余万；剩下的10万人还要通过12月的正式考试，才能获得上大学的机会。这样的竞争，可以用“惨烈”来形容。

高考放榜后，潘毅成为了江苏省理科状元。那一年，他只有17岁。

潘毅是苏州吴江黎里镇人，这里也是民国时期著名爱国民主人士、诗人柳亚子的故乡。

潘毅的父亲中专毕业，是镇税务所所长，母亲在一家工厂担任妇联主任。潘毅坦言：“我的父母文化水平都不高，但是他们对我的学业十分重视，哪怕高中毕业后进入大学的机会十分渺茫，他们依旧鼓励我专注学业，作好继续深造的准备。”

潘毅对理工科的兴趣，起源于自己的母亲。

潘毅母亲就职的工厂，以生产煤矿配件激光定向仪为主，在当时算是高科技产品，制作时要用到二极管、三极管、电阻、马达、保险丝等许多繁琐的配件。

童年时的潘毅对此十分感兴趣，常常收集车间里淘汰的零件，按照儿童读物《少年电工》的指导，自己制作半导体收音机。

这段经历在潘毅心中埋下一颗种子，对科学的好奇心自此而生。

潘毅到黎里中学就读后，也遇到了很多好老师。

即便是在教育百废待兴的上世纪七十年代，黎里中学的师资力量依旧雄厚。就读期间，潘毅的英语老师都有国外留学经历，化学老师则是华东师范大学毕业的高材生。

潘毅对自己英语老师的一番话印象深刻：“中国的大学入学制度终究改革，推荐选拔制不会是学子们进入大学的唯一途径，国家必然会推行考试制度进行大学生选拔。”

即便是农忙时和学生一起下乡劳动，这位老师也不忘督促学生学习，随时作好高考的准备。

幸运的是，在潘毅刚刚将结束中学生涯时，恰好赶上恢复高考制度后的首次考试。

作为高中应届毕业生的他，没有远离书本，没有农活要忙。他要做的，是按照平时的生活节奏复习两个月，踏上高考考场。凭借扎实的基础，潘毅顺利进入清华大学电子工程系就读，也就是改组前的计算机工程与科学系。

高考结束后，江苏省地方媒体《新华日报》对潘毅进行了采访。报道发出后，这位恢复高考后的江苏省首位理科状元的经历吸引了许多读者，仰慕者的来信从全国各地寄到潘毅的手中。

其中一封信件来自扬州，一位在船上工作的女孩子得知潘毅的经历后深受感触，决定参加次年的高考，希望得到他的指导。

这封信寄到清华大学计算机系后，潘毅周围的同学、朋友对此颇为赞赏，潘毅本人也为自己的经历激励了一个已经放下书本的人重新开始学习而感到高兴。以至于当天兴奋地难以入睡。

直到现在，潘毅仍然记得这件事情。他说，“人生中的很多小事，都会影响一辈子。我现在的心态，就是珍惜身边的人和事，它们都来之不易。”

2

落差感与重塑的价值观

进入大学后，潘毅也面临着新的压力。

初到北京，清华的校园环境与饮食习惯在潘毅心中形成了强烈的反差。一方面，金碧辉煌、雕梁画栋的校园建筑和先进、完备的器材设施令潘毅既震撼又兴奋。

另一方面，上世纪七十年代的中国物质生活尚不丰富，即便是清华的学子们也只能按照饭票定量打饭。北方人爱吃面食，这让长在鱼米之乡、喜欢吃小鱼小虾的潘毅十分不习惯。

除了饮食上的不适应，从吴江小镇到首都顶尖学府，潘毅的学习环境和竞争对手完全不同。

恢复高考后的第一届大学生，都是从570多万人中厮杀出来的佼佼者，更遑论清华大学这样的国内顶尖学府。

1977级学生，绝对是清华历史上最奇特的年级。作为聚集10年社会上人才的结果，77级各个班的学生都是来自各行各业，年龄相差悬殊。

潘毅的同班同学中人才济济，有获得过全国冠军的乒乓球运动员，也有工作过十几年、随时随地能脱稿发言的公社书记，更有不少国家和部委的“高干子弟”。

潘毅的室友周笛也说，“ 当时， 我们班最大的老马已30出头，最小的小丁还不满17。柯亮来自新疆，杜超英来自黑龙江。”

相比于这些社会经验丰富的同学，入学时的潘毅像是白纸一张，人生的前17年只做了学习这一件事，同学之间悬殊的家庭背景也对他的心理造成冲击。在这样的环境中，潘毅很快感受到了比学业竞争更大的压力。他坦言，“在这样的环境中，普通人很容易就会被淹没。”

左二为潘毅，左五为侯紫峰（图片来源于清华计算机系77级毕业三十周年纪念文集）

潘毅的大学室友侯紫峰曾回忆：" 潘毅来自江苏吴江，说话有点口音，是大家公认的带有江南特色的聪明人。潘毅上进心很强，凡事都力争做好，只是体育方面有点有劲使不上的感觉。"

潘毅自己也说，他羡慕别人从来不锻炼，就轻松跑进14秒。"我这个人体育不好。清华要求毕业生必须要过体育关，单杠、双杠、跳马都要。对我来说，最难的还是100米。”

一段时间后，他突然体会到，每个人都有长处和短视："我不必天天熬夜看书，甚至时常有空去看看电影，依旧能在考试中取得非常出色的成绩。"

本科毕业照，第四排右二为潘毅（图片来源于清华计算机系77级毕业三十周年纪念文集）

四年的大学生涯里，他学会了如何发挥自己的长处，使自己在一群优秀的同伴中依旧出类拔萃。

同时，潘毅为人处世的原则也逐渐形成：不因自己有所专长而骄矜，更不因他人有所缺陷而生轻视之意。

潘毅的严于律己和友善待人，也使他在后来的学习和工作中受益匪浅，吸引了许多愿意亲近和帮助他的朋友。

童年时家庭的引导、少年时中学的教育以及大学时代的成长和磨砺使潘毅心志愈坚，后来在异国他乡求学、工作时屡受挫折，这样的心态也帮助他度过了那些难捱的时光。

3

九年饮冰，难凉热血

1977年恢复高考制度的决断后，留学生派出工作被国家领导人提上日程。

邓小平说：“我赞成留学生数量增大，主要搞自然科学”， “要成千成万地派，不是只派十个八个”，而且，派出留学生“要千方百计加快步伐，路子要越走越宽。”

这个一度封闭的国家，再次推开了国门。

1978年12月，恢复高考一年后，国家选拔的首批赴美留学人员登上前往美国的飞机。

1984年，国家颁布了《国务院关于自费出国留学的暂行规定》，打开了人们自费留学的渠道，出国留学迎来了大潮。这一年，潘毅刚刚读完硕士研究生。硕士毕业后，潘毅获得了留校继续读博的机会。

在攻读两年博士学位后，由于导师决定定居国外，潘毅最终放弃留校，于一年之后的1987年，经清华大学的允许，前往美国匹兹堡大学计算机科学系攻读博士学位。

就在他出国的前一年，我国将生物技术写进《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纲要》，列于航天技术、信息技术、激光技术、自动化技术、新能源技术和新材料技术等高技术的首位。

潘毅不会预料到的是，多年后的一天，他将会与这门技术结缘，并且延续了数十年。

1991年，潘毅在美国著名高等学府，也是美国最早的十所大学之一——匹兹堡大学取得博士学位后，也到了年轻人都要做决定的时候：去哪儿找工作？

彼时，美国正深陷新一轮周期型经济危机的泥潭，冷战时期的军备竞赛与同年美国发动的海湾战争，几乎掏空了美国经济。经济萧条之下，工业界不再需要大批的高学历人才，毕业的博士生们只能涌向教学岗位，使得就业竞争加剧。那时候，还没有一个词叫“内卷”。

那时的潘毅出国仅仅四年，作为一个中国人，在生活习惯、文化背景乃至思维方式等方面都与主流的美国文化格格不入。

他操着尚不熟练的英文，平生第一次穿上西装，在愁云惨淡的博士生毕业季涌入了求职大军之中。

潘毅还算幸运，在激烈的竞争中面试了四五个岗位后，获得了美国戴顿大学的offer，避免了“毕业即失业”的窘境。

戴顿大学是一所私立天主教大学，位于在美国被称为“飞越之地（flyover states）”的俄亥俄州——即人们只有在东西两岸间往返时，透过飞机窗户才会看一眼的偏僻之所。

作为教学型学校，戴顿大学更注重学生教育，以小班授课的模式进行教学。

入职后，潘毅几乎没有机会进行科学研究，戴顿大学没有博士点，每年入学的硕士人数也寥寥无几，所有的科研工作都要靠自己一点点开展和推进。潘毅在戴顿大学工作了9年。相比在国内学习时的顺风顺水，这9年中潘毅在科研工作上经受了无数挫折和阻碍，也会感觉到孤独。

多年后，作为杰出校友受邀回到匹兹堡大学做报告时，潘毅讲起这段求职和工作的经历，许多来自中国、印度的学子都因此深受感触，潘毅过去的坎坷是他们此时正经历的困难，而潘毅当下的成就正是他们未来的目标。

时间来到2000年，潘毅进入乔治亚州立大学工作，2005年开始担任计算机系主任。这时候的他，已经45岁。但是，乔治亚州立大学计算机系初初设立，毫无根基，系里只有十五六个教授，不论资金还是人力都十分紧缺。他开始思考，如何分配这些为数不多的人力和资金，才能使这个年轻的系脱颖而出？

潘毅认为，不仅要“集中力量办大事”，将教授们集中到一起，更要另辟蹊径，从新的领域打开局面。

那些年，生物学正随着克隆羊多利的诞生和人类基因组计划的启动越来越多地出现在人们的视野，潘毅发觉，对乔治亚州立大学计算机系来说，生物信息是一个很好的突破点。

21世纪初，生物信息还是一门新兴学科，不论是美国老牌名校还是刚刚成立的乔治亚州立大学计算机系，都没有历史积累，站在同一个起跑线上。只有这样，才有“弯道超车”的机会。

作为生物学和计算机学两门学科的融合，生物信息利用计算机技术解决生物学的问题，这就要求从业者必须同时具备两门学科的知识背景。

在当时，这并不是一门好“生意”。不论是计算机学科还是生物学科的学者，都不太愿意跨行到另一个完全陌生的领域。潘毅却觉得，别人不想干的事情他来干，并且一定能干好。他要成为最早一批“吃螃蟹”的人。

潘毅申请到一笔一百多万元的科研经费，他将经费分配给其他教授，要求他们与生物系的教授合作，在自身研究方向的基础上结合生物学知识，在一定期限内产出一批新的科研成果。比如，将人工智能用于生物数据分析，将计算机可视化用于蛋白质和分子可视化，将算法、数据库等技术全部融入生物学领域。

这种方式点燃了大家科研创新的热情，团队飞速成长起来。取得一定成果后，潘毅带领团队开始组织生物信息领域会议、创办学术杂志、出版系列丛书。2007年，IEEE生物信息与生物工程国际大会授予潘毅杰出成就奖。

根据相关网站排名，2011年至2021年间，乔治亚州立大学计算机系生物信息领域世界排名22名。

潘毅，打赢了这场以少胜多的科研战役。

但荣光背后，往往有着无数不为人知的坎坷曲折。作为华人外来者，想要融入美国当地圈层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即便获得了与白人同样的工作岗位，也很难获得同等的尊重和重视。

一位在美国某所大学担任副院长职务的华人教授，在乔治亚州立大学进修时曾与潘毅分享过自己的经历。

作为学校里几十个院长中唯一的亚裔，这位华人副院长虽然没有受到明显的针对和攻击，但隐形的歧视无处不在。在他工作的学校，其余的白人院长形成了自己的小圈子，将他排斥在外，甚至连日常的对话都无人给予回应，更不必说在涉及学校工作决策时的发言权，可谓是孤立无援。

同样作为亚裔的潘毅在美国境遇如何，可想而知。说不被排挤和忽视，是不可能的。让作为亚裔的潘毅担任系主任，能服众吗？

潘毅对雷峰网说，在他数十年异国的经历中，始终秉持着“顶天”、“立地”、“做人”的原则。“当你的研究水平远远超过别人，同时又能为团队无私奉献的时候，慢慢就会获得大家的认可。这也许就是刻在中国人骨子里的集体主义精神。”

对于潘毅的上级来说，他是一个能够带领团队创造奇迹的leader，无需学校的额外支持就能将工作打理得井井有条。

就这样，潘毅在生物信息领域耕耘16年，将乔治亚州的计算机系从籍籍无名送上顶峰。但他的人生，会一直在佐治亚大学直至谢幕吗？

4

甲子之年，重新出发

在2020年5月前，潘毅没有想到，自己会与深圳结缘、会在数十年的海外教学后，重新回国。

深圳是一座年轻的城市。1983年9月，深圳第一所高校深圳大学开学；2012年，教育部正式批准建立南方科技大学，10年后的2022年，南科大已进入“双一流”建设高校行列；2018年11月30日，教育部批准正式设立深圳技术大学。

此外，深圳还吸引了诸多国内外名校前来合作办学。近年来，北京大学深圳校区、清华大学深圳国际研究生院、哈尔滨工业大学（深圳）、中山大学（深圳）、暨南大学深圳旅游学院、香港中文大学（深圳）、深圳北理莫斯科大学、深圳墨尔本生命健康工程学院等学校相继创办。

深理工也是合办高校之一。

2020年5月，潘毅受邀到深圳先进院进行学术交流时，深圳先进院院长樊建平邀请潘毅加入深理工，组建一个新的计算机学院。

这是一所新学校中的新学院。深圳理工大学是由深圳市人民政府与中国科学院共建的新学校，2019年正式进入筹建阶段。2020年10月，潘毅入职前夕，深理工建设刚刚启动。

深理工下属共6个学院，分别是潘毅担任院长的计算机科学与控制工程学院，以及生物医学工程学院、生命健康学院、药学院、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合成生物学院。

从院系设置不难看出学校对计算机与生物两门学科“融合共生”的期待，潘毅作为在生物信息领域有着深厚积淀的教授，正是这个新学院所需要的开拓者。

但是对潘毅来说，创办一个新高校中的新学院需要耗费巨大的精力。彼时潘毅已经升任乔治亚州立大学文理学院副院长，入选学校终身教授，并先后被评为大学杰出教授与州校董教授。

对他来说，再过几年，自己就可以光荣退休。而接下深理工的橄榄枝，意味着接纳一个新的环境、新的团队，一切要从头开始，所有的风险和困难都不可预测。

“就是跟着内心走。我到这个岁数已经不需要这种头衔了，我需要实实在在的心理安慰。”

对潘毅来说，回到故国在祖国的支持下继续做研究，工作之余与国内的旧友聊聊天，这才是他真正向往的生活。

自2020年12月入职深理工后，潘毅主要将精力放在了三项工作上。

首先，要为学院未来发展的方向梳理出清晰的脉络。

与接手乔治亚州立大学计算机系时的情况相似，深理工的计算机学院同样是毫无根基的新学院。而生物信息既有理论创新，同时又能做出落地的应用，因此潘毅延续了当年的思路，再次将生物信息作为突破点。

深圳先进院原有的生物信息医疗中心对潘毅来说是一大助力，他面向海内外招聘生物信息领域高素质人才，先将团队组建起来，才好进行后续的科研与教学工作。

其次，继续用大量精力完成个人研究。

潘毅始终信奉“实力才是硬道理”，作为学院的掌门人，只有个人实力出众，以身作则专注科研，并且能够取得很好的学术成果，才能让团队中的其他成员信服，从而接受他在学院发展过程中做出的决策和判断。

最后，也是学院最重要的任务——培养一批有计算机背景的交叉领域的高质量毕业生。

目前，深理工尚在筹建阶段，不能独立招生，计算机学院从河北大学、沈阳航天航空大学等学校招收了一批优秀学生进行联合培养。按照潘毅的计划，学院将于明年开始正式招生。

随着国内对生物信息技术越来越重视，许多高校陆续开办了相关专业，在谈到如何在激烈的竞争中取得好成绩时，潘毅介绍了深理工计算机学院的两点差异化优势。

一是“小而精”教学模式，学院招生数量有限，因此有足够的师资力量对学生进行精细化的管理教育。

在教学过程中，学院鼓励学生参加专业相关比赛，要求学生多访问教授实验室，推动应届毕业生到华为等高科技企业实习。

潘毅主张因材施教，根据学生的兴趣爱好，引导学生选择不同的职业方向。未来，不论是继续深造还是进入高校或企业工作，潘毅都希望从深理工计算机学院毕业的学子能够独当一面，成长为栋梁之才。

二是培养跨学科的专业人才。要实现这个目标，课程的设置尤为重要。

介绍专业特点时潘毅提到，“如果说深理工其他几个生物医学相关的学院，他们的工作是使用现成工具解决问题，那么计算机学院要做的就是利用生物大数据研发工具。”

因此，学生既要懂得计算机相关技术，也要了解生物医学的相关知识，学院要培养的是既懂生物医学又懂计算机的跨学科桥梁型学生。

潘毅计划：让学生根据兴趣自由选择生物医学类的课程进行学习，毕业时根据个人的选修方向结合计算机基础，独立或与其他学院合作完成毕业设计。

同时，其他学院的学生也要学习一到两门计算机学院的课程，了解基础的计算机技术，以便将来不同学院的学生之间进行跨学科的项目合作。

回国后，潘毅的工作明显忙碌起来。相比已经拥有坚实基础的乔治亚州立大学，要推动一个新学院的创建和发展要耗费的精力显然更多。

“辛苦却兴致勃勃”——这是潘毅对自己回国后工作状态的描述，深理工的工作使他获得了更大的成就感，是美国平稳工作无法给予他的。

六十二岁的他，又一次站在了自己人生路口。

以下为雷峰网与潘毅教授的对话节选：

雷峰网：您在国内学习期间，以及申请到美国读博士的时候，主攻的方向都是计算机，后来是怎么决定要转到生物医疗加计算机这个跨学科的方向？

潘毅：2005年我在乔治亚州立大学开始做系主任的时候，计算机系还是一个年轻的系，总共也就十五六个教授，十五六条枪。于是我就在想这么一个年轻的系，怎么才能出头？

假如说这十五六条枪每一个地方都放一条，那这个系一定就埋没了。所以我就想把人和资源都集中在一个新的领域上。后来我发觉生物信息很好。

什么叫生物信息？就是用计算机的技术来解决生物的问题。为什么好？因为一般搞计算机不懂生物，不愿意转方向，搞生物的不懂计算机也转不过来。我找到这个机遇以后就觉得，你们不干我能干，而且一定能做好。

这是一个新兴学科，不论是老牌大学还是新大学起点都是一样的，只要我努力就可以超过你。如果是一个老的领域，那些学校已经有几十年的积累了，我要从头开始超过他们是不太可能的。

之后我去跟生物系教授沟通，我们一起拿到了一个100多万美金的项目。我要求这些教授在自己的研究领域的基础上结合生物学，比如说研究人工智能的用人工智能做生物数据分析，研究计算机可视化的就去做蛋白质和分子可视化，让他们利用这些科研基金，在限定的时间里发表论文。

这样一来，教授们都有了兴趣，团队一起向上走，没几年就拿到了IEEE生物信息与生物工程国际大会的杰出成就奖，后来我们也成立了自己的大会，主办杂志，出版教材。

在2011年到2021年这10年里，乔治亚州立大学的计算机在生物信息领域达到了世界排名22名。虽然是一个很小的系，但是在成立这么短的时间里打败了清华、北大在内的很多顶尖高校。

雷峰网：在欧美话语体系和传统观念里，亚裔的社会地位并不理想。您在乔治亚州立大学担任系主任时，有没有因为亚裔的身份遇到过一些冒犯或者挫折？

潘毅：肯定会有的。但是作为亚裔机会肯定会比白人少得多。白人之间有共同的语言、文化，比如他们聊天的时候说起小时候看过的卡通、电影，我是听不懂的。所以他们自然而然会更亲近，相互之间的提携和帮助也会更多，那么我们的机会相对来说就会更少。

我的一个华人朋友在美国其他高校做副院长，他来乔治亚州立大学进修的时候给我讲过他的故事，他是学校几十个院长、副院长中唯一的亚洲人，就会被其他白人院长排斥在外。比如说，在party上院长们一起聊天的时候，如果他参与发言了没有人会回应，但如果是白人发言了他们就会继续聊天。久而久之，他说的话就没有人听了。这是一种非常隐蔽的歧视。

但我在美国的工作经历里始终是顶天立地的，不论是我的下属还是领导对我都非常满意，这是很难得的一件事情，我是怎么做到的呢？

对我的领导来说，潘老师带的这个系给学校创造了奇迹，创造了业绩，不会三番两次的找领导帮忙，每次向他汇报的都是好消息，相比troublemaker，他肯定更喜欢我。

所以，还是自身能力过硬。当你的研究能力大大超过别人，而又能无私地为团队做贡献的时候，大家对你就会有更强的认同感。

雷峰网：在多年的教书育人过程中，您一直秉持的观念是什么？

潘毅：我一直希望以及最有成就感的事情，是让一个学生拔高多少。当然，老师喜欢优秀、聪明的学生，这很正常。但是在我看来，如果他原本就有9分的水平，我带他做到10分，这不是我的目标，也没什么意思。

十年前，我有一个博士生毕业。当时，他在中国只是一个大专生，本科也没有考上，专业是英语。因为佐治亚所在的亚特兰大和成都是友好城市，他过来做英文翻译。结束之后，他就申请到我们大学重新读了计算机的本科。本科毕业之后，我手把手地教他，他也很刻苦，因为是跨专业学习，所有的一切都要从头开始。博士毕业之后，他发了几篇好文章，前几年已经成为一所美国高校的正教授。

从他的例子，我想说明两点：第一，我想做的是“雪中送炭”，而不是“锦上添花”；其次，对于一个学生而言，只要刻苦、瞄准一个方向坚持下去，就能成功。

这也是未来，我想在深理工做的事情。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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